梁启超的国际观
梁启超的国际观是在观察欧战中逐渐形成的。在当时展开的东西文化论争中，梁启超经历了一个从缺位到补位的过程。欧游归来后，他发表的《欧游心影录》为东西文化论争增添了新的成分。他要求思想解放，提倡法治、宪政、自治、国民运动；他告诫人们不要着急，反对在中国实行过激的国有化政策；他主张未来中国文化要走中西结合之途，中国要对世界负责任。这些观点都新鲜且具有建设性意义。
“真乃令人惊心动魄”的国际形势
梁启超《欧游心影录》首先透露了他对战后欧洲的观感。在《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》中，他先从欧战前后的残破局面说起，视欧战为“人类历史的转捩”，“觉得这回大战，还不是新世界历史的正文，不过一个承上起下的转捩段落罢了”。战后国际上的隐患依旧存在，虽然“如今战事停了，兵是撤了，和约是签了，元气恢复，却是遥遥无期。永远的平和，更没有一个人能够保险。试就国际上情形而论，各民族情感上的仇恨，愈结愈深。”国际上的这些危险情形，在梁启超看来“真乃令人惊心动魄”。
而各国生计及财政纷纷破产，社会革命暗潮汹涌，贫富矛盾所造成的阶级分化，“绝非前四年来国际战争可比”；工业化国家内部劳资矛盾，“早晚总有一回短兵相接拼个你死我活”。自19世纪以来，生物进化论、个人主义（自由主义）盛行，影响所及，“就私人方面论，崇拜势力，崇拜黄金，成了天经地义；就国家方面论，军国主义、帝国主义变了最时髦的政治方针”。
19世纪末的欧洲社会，“都是阴沉沉地一片秋气”。梁启超造访欧洲，到处听到人们对前途“悲观的论调”，美国记者赛蒙氏甚至对梁启超悲叹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”。整个欧洲弥漫着一股悲观的气氛，西洋文明破产的“世纪末”情绪充斥着人们的心理。梁启超对欧洲的这些观察和印象，并不是渲染“西方的没落”，而是亲身体验，有其现实的客观依据。梁启超对战后欧洲残破景象的报道，在国内产生的反响不一，那些曾视西欧为现代化样板的人们可能因此会产生失落感，转而将希望的眼光投向新大陆美国，或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俄国。
《欧游心影录》是一战结束后梁启超与丁文江、张君劢等7人前往欧洲考察的观感。最初发表于1920年3月上海《时事新报》。收入《饮冰室合集》时，作了删减，改名《欧游心影录节录》。
“建设一种‘世界主义的国家’”
《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》还试图为中国应对世界的变局开出药方。梁启超首先做出一个判断，“须知世界大同为期尚早，国家一时断不能消灭”，“我们是要在这现状之下，建设一种‘世界主义的国家’”。他明白提出一个如何建设“世界主义的国家”的问题。“不能拿顽固褊狭的旧思想当是爱国，因为今世国家，不是这样能够发达出来。我们的爱国，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，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。我们是要托庇在这国家底下，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，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。”
这实际上是倡导一种新的爱国观，一种具有世界主义情怀的、开放的国家观。由此，梁启超鼓励国人：“不可有丝毫悲观，说中国要亡了。”他以古语“知病即药”提醒大家：“只要知道病就赶紧去医，不要因为病就垂头丧气，把自己营卫的本能减掉。”这里所展现的爱国观与当时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、胡适的观点大体相同。
梁启超对欧洲的观察由表及里，有很多自己独到的心得。他在介绍欧洲的所见所闻时，一方面指出欧战带来的巨大破坏，以及战后民生的凋敝；另一方面也赞扬英国的宪政、法治精神，法国人民的爱国精神。
梁启超欧洲之行的第一站就是英国伦敦，刚一登岸，“战后惨淡凄凉景况，已经触目皆是”，但梁启超能够感受到，英国之所以能经大战而不败，靠的是人民“养成一种沉郁严重的性格，坚忍奋斗的习惯”，他由此反省，若是国民“未经养成这种精神，讲什么立宪共和，岂非南辕北辙！”
在参观英国下议院时，最令梁启超感动的是英国人讲究法治、严守政治游戏规则的习惯。“英国人爱政治活动就像爱打球，同是一种团体竞技的顽意儿。须知他们打球也是最讲规则的，不尊重规则，就再没有人肯和你顽了。”“他们不制定一种法律便罢，一经制定，便神圣不可侵犯，非经一定程序改废之后，是有绝对效力，无论何人都要服从。所以他们对于立法事业，丝毫不肯放过，人民有了立法权，就算有了自由，都是为此。”反观中国，“我们办了几年共和政治，演的都是翻桌子把戏”，方才“觉得中国人法律神圣的观念，连根芽都还没有”。
英国给梁启超印象深刻的是它的法治精神，法国让梁启超感动的是它的爱国精神。在参观亚尔莎士、洛林二州时，给梁启超刺激最深的是：“法国人这点爱国热诚，他们全国人无论男女老幼，识字不识字，对于这件事都当作私仇、私恨一般，痛心刻骨，每饭不忘。法国能够轰轰烈烈站在世界上头，就是靠这点子精神贯注。”
他盛推法国人的这种精诚爱国精神，由此梁启超想起了沦落于日本之手的台湾，“我们失台湾，还是在法国失亚、洛二州后二十年哩，都是战败割地，情形全然一样。人家是深痛彻骨，五十年间没有一刻忘记。我们在当时，何尝不也是人人惊心动魄，不过三五年，早已撇在脑后，像是公认抢劫的人有正当权利了。”对甲午战争后中国失去台湾的耻辱，梁启超一直耿耿于怀。
“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史唯一的特色”
梁启超看到了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尖锐的劳资矛盾。他说：“自从机器发明工业革命以还，生计组织起一大变动，从新生出个富族阶级来。科学愈昌，工厂愈多，社会遍枯亦愈甚。富者益富，贫者益贫。”工人为了维持自己的基本生计，不得不“到处成立工团，决心要和那资本家挑战。他们的旗帜，是规定最低限的工钱和最高限的做工时刻”。
他分析了解决这种矛盾的两种派别：一派是“还承认现存的政治组织，说要把生产机关收归国有”的各国社会党；另一派是主张推翻现存政府，实行耕者有其田、工人管理工厂的俄国“过激党”。他预估世界：“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史唯一的特色，没有一国能免，不过争早晚罢了。”
但梁启超并没有因此立即倒向俄国式的革命，他对中西之间的社会矛盾作了比较，认同在中国采取温和的社会改良政策，不同意将马克思的社会革命学说，特别是其提倡的“生产机关国有论”搬到中国来。“若要搬到中国，就要先问什么是生产机关？我们国内有了不曾？就算有了罢，说要归到国家，我头一个就反对。你不看见铁路么，铁路国有权，是欧美社会党最坚持的大问题，我们不是早办了吗？结果如何？在这种政治组织之下提倡集产，岂非杀羊豢虎？以上所举，拿来做个比方，并不是论他的方法良不良，只是论我们用得着用不着。”这里显示他对在中国运用社会革命方法的谨慎姿态，预示了他与国内新兴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区隔。
寻求“中国之文艺复兴”
梁启超是一个极富时间感的思想家。20世纪来临前夕，他首用“世纪”一词，创作《二十世纪太平洋歌》，讴歌新世纪的到来。
访欧前夕，他又发表《将来观念与现在主义》，特别强调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其强烈的“将来观念”分不开：“我国是个狠有文明历史的国家，这种文明历史，都是从我们祖宗狠深强的将来观念构造出来。我们受了这种好遗传，就令不肖，何至便像阿非利加洲黑人今日想不到明日的事？”
访欧归来，他强化了重振中国文化的信心，要求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对世界的责任，这似与他内心顽强的“将来观念”发酵有关。为此，他希望青年一代，“第一步，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；第二步，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，得他的真相；第三步，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，还拿别人的补助他，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，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；第四步，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，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。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，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，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。不尽这责任，就是对不起祖宗，对不起同时的人类，其实是对不起自己。”这种对中国文化四步走的规划，构成其与新青年派不同的思想理路。
可以说，在五四时期的思想谱系中，与杜亚泉、梁漱溟相比，梁启超多了一些西方文化的新元素；与新青年派比较，他又多了一些中国文化的分量。梁启超的这种思想定位在1920年9月创刊《改造》时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现。在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之时，梁启超并不愿失去新文化的旗帜，被时代讥讽为过时的保守者；在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弊端百出、矛盾激化之时，他倍感珍惜中国传统文明的现代价值，寻求“中国之文艺复兴”。这是一条富有建设性意义的新思路，《欧游心影录》的指向和意义即在于此。
（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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